大家好，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关于新造小提琴报名的问题，于是小编就整理了1个相关介绍新造小提琴报名的解答，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

1. 梁氏有那些名人？

1、梁氏有那些名人？

梁启超有9个子女，个个成才，其中还有3名院士。

梁思顺，长女，诗词研究专家。
梁思成，长子，著名建筑学家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；其妻为林徽因。
梁思永，次子，著名考古学家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。
梁思忠，三子，曾任国名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，因病早逝。
梁思庄，次女，著名图书馆学家。
梁思达，四子，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。
梁思懿，三女，从事社会活动。
梁思宁，四女，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。
梁思礼，五子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，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
带着对梁启超教育子女方法的好奇，我翻查了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《梁启超家书》《梁思成传》和各种杂七杂八的参考材料，总结出了好些为人父母、教育子女的道理。

其中

有4句话，特别想说给我的老公、孩子的爸爸听。

第1句话：

可以不关注小细节，但要把握大方向。

梁启超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妻子，名叫李蕙仙。

李蕙仙，出身书香门第，其父李朝仪是清道光年间进士，官至顺天府尹；其堂兄李端棻曾任从一品大臣、礼部尚书。

受家学熏陶，李蕙仙除了受过完整的古典教育，同时也深具维新思想。

因此，对外撰稿办报、对内扶养家庭，她都处理得极为妥当。

梁启超对她非常敬佩看重。

在家庭教育上，李蕙仙一手操办了家中幼儿的启蒙，包括自己的子女、梁启超年幼的弟弟妹妹，都是她在陪伴和监督日常课业。长大些选择学校什么的，也都是她在安排照顾。

梁启超说，这些事情，他自己是完全没过问管过的。

维新变法失败后，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，在极为混乱的局势下，李蕙仙独自在广东老家侍奉双亲，主持家政，照顾梁氏亲属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。

袁世凯复辟，梁启超写出了气势汪洋的《异哉，所谓国体问题者》，掀起声讨狂潮，同时也将自己处在危险的风暴中心。但李蕙仙掷地有声：“上自高堂，下逮儿女，我一身任之，君但为国死，无反顾也。”

奔波的梁启超，确实难以关心到子女教育的各种小细节。

但在大方向的把握上，他始终保持主动，而且体现出了父亲特有的坚强有力、明智决断。

这种大方向，至少包括两方面，一是立业，一是成家。

先说立业。

从《梁启超家书》来看，梁启超对各个子女的重视程度，有不小分别。

但没有太大分别的是，他对子女立业问题的重视。

梁启超认为，立志是人生的大事。

在具体把握上，

他划出了“不做”和“要做”两条线。

“不做”——不做官，不受无汗水之金钱。

梁启超反对子女做官。

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，他从自身在段祺瑞政府的从政经历出发，讲述不主张子女做官的道理。

梁启超认为，做官容易损坏人格，习染懒惰和巧滑，不是能够安身立命的职业。

他自己在1917年以后，也再未从政做官。

梁家成年的9个子女，也都没有做官的，大多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。

梁启超也反对不劳而获。

为贴补家用，妻子李蕙仙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期货投机，梁启超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，谆谆劝说，表明我们家断不能受无汗水之金钱，希望长女也一同劝诫母亲。

梁启超自己也拿出实际行动，讲课讲学，办报写稿，以各种正途大幅开源，增加家庭经济收入，宽慰妻子在经济上的焦虑，向子女以身示范。

在小青看来，不做官，不受无汗水之金钱这两点，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。

顺便夹带点私货，尤其是不做官这点，小青非常认同。

梁启超所处的时代，政治局势晦暗不明，不做官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

但在这之外，还有更深一层意思。

做官，或可光鲜一时，但官之上还有官，做官没有可以放下的时候，任何时候都像个陀螺一般，鞭打周旋不断，头顶上还有三尺戒刀。

而这柄戒刀的价值衡量标准，不一定是正义。

什么是政治？

《政治学原理》教材上咋说来着？小青把教材上的话翻译一下——

政治就是利益分配

。

小青认为，做官这件事本身，于成全自己的人性，实是无益。

从一个母亲的角度，小青也不赞成自己儿子长大后从政。

倘若从政，“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愿醒”的态度，是浪漫一点的说法。

更通透的态度是金岳霖说的：

与其做官，不如开剃头店。与其在部里拍马，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。

说回梁启超。

明确了“不做”的，作为父亲，梁启超对子女“要做”的事，也界定了方向。

“要做”——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，要做有益社会的事。

梁启超一生学术研究涉猎极广，思想不断变化改进，政治主张也不断随时代而变，但有一点是核心不变的，那就是爱国。

他主张尽性主义，

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，“将自己的天才尽量发挥，不必存一毫瞻顾，更不可带一分矫揉。”

如此，个人能够自立，“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”。

同时，他也主张，一个人要用其所长，天下的事业无所谓大小，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耕种其十亩田所取得的成就相同。只要在自己责任内，尽自己力量做去，就是第一等人物，于社会亦有益。

这两点并不矛盾，而是互相促进的。

对一个孩子来说，能成长为在社会中站得住脚的人，从事着自己喜爱的事业，应当自豪。

对一个父亲来说，孩子成为这样的人，也当骄傲。

立业之重，值得父子两代人，一起付出心血。

再说成家。

家庭不顺的痛苦，很多人有切肤体会，如果不愿轮回重演，那么在孩子身上，就要慎之又慎。

所谓扶上马，送一程。

成家，就是送一程的关键。

梁启超子女所生活的年代，包办婚姻尚未退出历史舞台，新的婚姻缔结方式，也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。

如鲁迅，如徐志摩头婚，这些同时期的人物，都还是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。

相比之下，

梁启超是一个开明而进步的父亲，摸索出了自己的独家方式。

即，由梁启超推荐人选给子女，双方经过相处磨合，合适才结婚。

这种方式，梁启超曾极为得意。

用这种方式，他向长女梁思顺推荐了周希哲，向长子梁思成推荐了林徽因。

后来的事实，也证明了这种方式有效可行。

而且，梁启超不仅仅只是推荐人选这么简单。

因为，大部分人并没有天生就掌握经营恋爱、婚姻的技巧，在这些方面，梁启超作为父亲，也是用尽了心。

这就是下一句话想要说的内容了。

第2句话：

可以不表态，但要用心。

在子女具备交流能力以后，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所承担的份量，大幅度加重。

甚至可以说，比起很多丧偶式育儿来说，梁启超在教育子女上简直操碎了心。

旅居日本期间，梁启超曾每天固定专门时间，给子女讲课。

他以深厚的学问功底，引导子女睁眼看世界，并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。

同时，他还注意多方面引导和发展孩子们的兴趣。

因此，到回国入读清华时，长子梁思成已成长为一个闪光少年——

闪光少年梁思成，深受家学熏陶，学业出众。

梁启超在清华讲国学，就带着梁思成，随时言传身教。梁启超写满一黑板就呼唤：“思成，擦擦黑板！”他就跳上台去，把黑板擦干净。

★他画得一手潇洒的素描，钢笔绘画功底扎实，是校刊的美术编辑。

★他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，是学校有名的足球健将，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。

★他会钢琴、小提琴、小号和短笛演奏，在合唱团唱低音和中音，是学校管乐队队长。

★他是清华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，在“五四”运动中是‘爱国十人团’和‘义勇军’中的中坚分子。

这样一个孩子，跟家庭培养的关系，一眼可知。

但这还不足以体现梁启超的用心。

梁启超的用心，体现在梁思成成长、成家、立业的每一个关键点。

1923年，梁思成清华毕业，打算与林徽因一起到美国学习建筑。

然而成行前，一场车祸打断了行程。

梁启超充分考虑儿子卧床养病的焦虑，恰到好处地给出时间安排建议，帮助儿子制定合理的学习目标。

“吾欲汝在院两月中取《论语》《孟子》温习暗诵，务能略举其辞，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……可益神志，且助文采也。更有余日读《荀子》，则益善。《荀子》颇有训诂难通者，宜读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。”

小青把梁启超制定的计划整理了一下：

科目一

：《论语》。必修。学习方法是温习暗诵。学习原因是可益神志，且助文采。学习目标是能略举其辞。

科目二

：《孟子》。必修。学习方法、原因、目标同上。

科目三

：《荀子》。选修。有一定难度，推荐教材为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。

可以看出，梁启超在以自己研习国学的经验，为子女铺路。

梁思成到美国学习建筑学，曾一度困惑于所学是否有用的问题。

对待这个问题，梁启超的角度和视野比一般父亲广阔得多，他

鼓励儿子不营营役役于一时，而应当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事业。

“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，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。试问唐开元、天宝间李白、杜甫和姚崇、宋璟比较，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？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，姚、宋之有无，算不得什么事，若没有了李、杜，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？”

这样的见解，让梁思成很快安定下来，沉下心治学，从而练就了扎实的建筑学基本功。

在美国留学期间，梁思成注意到，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都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，都写有本国的建筑史。但作为东方古国的中国，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，这让他感到悲哀。

这时，梁启超从国内历经周折获得一部陶本《营造法式》，跨越重洋寄了来，梁思成和林徽因如获至宝。

这部典籍，成为他们一生的学术宝藏。

除了学习，梁启超也关注子女的生活。

★梁思成和林徽因少年脾性，偶尔吵嘴，梁启超不好太直白地插手，但又有些按捺不住自己的关心，于是迂回写信给长女梁思顺，求帮忙观察了解。

★林徽因父亲去世，梁启超立即写信劝慰，大道理小道理讲了个遍，从感情到生活都考虑到了。

★日常他给子女们写信，也考虑到林徽因父亲去世，或许见到梁思成姐弟兄妹们享受天伦会心酸，也要顺带劝解几句。

★妻子李蕙仙过世，弟弟梁启勋忙于家事，梁启超山长水远也要写信给子女，嘱咐他们写信慰问叔叔，好好亲近一番。

梁思成和林徽因蜜月旅行是考察欧洲建筑，梁启超对路线规划、特色项目、考察方法、路上注意事项、紧急联系人、研究成果出版等等，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

“你们最主要目的是游南欧，从南欧折回俄京搭火车也不太经济，想省钱也许要多花钱。

我替你们打算，

到英国后折往瑞典、挪威一行，因北欧极有特色，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（新造之市，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，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，次则北欧特可观），必须一往。由是入德国，除几个古都市外，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。
回头折入瑞士，看些天然之美，再入意大利，多耽搁些日子，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，彻底研究了解。最后便回到法国，在马赛上船，（到西班牙也好，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，招待极方便，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以西班牙为中心）中间最好能腾出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，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的政治（替我）。
关于这一点，最好能调查得一两部极简明的书（英文的）回来讲给我听听。”

“你脚踏到欧陆之后，我盼望你每日有详细日记，将所看的东西留个影像（凡得意的东西都留他一张照片），可以回来供系统研究的资料。

若日记能稍带文学的审美的性质回来，我替你校阅后，可以出版，也是公私两益之道

。”

梁思成回国就业的问题，梁启超更是琢磨了又琢磨。

当时国内时局动荡，给留学归来的年轻人带来困扰。这一点，在梁思成归国前，梁启超就先给他做好思想铺垫。

他写信给梁思成说，归国后可以“暂时随缘安分，徐待机会”，因为“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，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，以致或贬损人格，或引起精神上痛苦，倒不值得。”

“纵令归国后一时未能得相当职业，也不必失望沮丧。失望沮丧，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，我们须终生不许他侵入。”

充分为子女的情绪情感考虑之余，梁启超也积极利用自身资源为子女铺路。

“上海有一位大藏画家庞莱臣，其家有唐（六朝）画十余轴，宋元画近千轴，明清名作不计其数。这位老先生六十多岁了，我想托人介绍你拜他门下，当他几个月的义务书记，若办得到，倒是你学问前途一个大机会。”

但梁思成一心想做中国建筑史研究，对此反应平平。

于是梁启超又开始积极在清华学堂为梁思成谋教职，即便那时清华还没有设立建筑专业。

后来，当他得知国立东北大学准备筹建建筑系，深谋远虑的梁启超在权衡清华学堂与东北大学的利弊之后，果断替梁思成承接了东北大学的聘书，希望儿子远离清华园的“温柔乡”，到有苦吃但建筑事业也有大发展的东北大学任教。

梁思成夫妇归国后，还需要赡养林徽因母亲，梁启超也充分考虑到儿子的生活压力，建议儿子到东北大学后可组织公司，从小规模办起，徐图扩充。

后来，梁思成与留学时的同学合作，成立了“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”，承接了吉林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锦州分校校舍的设计工程，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合作设计了一座名叫“肖何园”的公园，以及当地一些军阀官僚的宅第。

在梁思成成长过程中，梁启超一方面保持开明和尊重，与子女保持了良好的情感和沟通；另一方面又实在是用尽了心，经常为子女想在前，建议在前。

第三句话：

可以不陪玩，但要乐观。

梁启超及其子女所处的时代，时局动荡，各种思潮涌动，内乱外忧不断。

而青年人处于青春期这一特别的心理阶段，走激进的道路一旦遇挫，就极容易流于失望悲观，愤世嫉俗。

梁启超在这一点上，就非常注意引导。

“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，惟有悲观病不可医，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。”

他以曾国藩的“莫问收获，但问耕耘”训诫孩子们：

“将来成就如何，现在想他作甚？着急他作甚？……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，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。”

言传身教，梁启超这样教育子女，他自己也秉持乐观的态度生活。

他自认是一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，

还开玩笑说，倘若用化学划分‘梁启超’这个东西，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中‘趣味’的抽出来，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。

因此，他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，一年到头都不肯歇息。

人家问他忙什么，他理直气壮：忙的是我的趣味！

他认为，这才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。

对那些整日消磨时光的人，梁启超说，“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。”

也是妙绝。

后来抗日战争时期，梁思成一家生活极其艰难，但梁思成林徽因依然乐观，坚持古建筑调查和学术研究之余，还给子女讲唐诗，典当衣物手表换食物，也常开玩笑说：把这只表“红烧”了吧！这件衣服可以“清炖”吗？

梁氏乐观精神的传承，可见一斑。

第4句话：

可以不有钱有势，但要安身立命。

梁启超自身，出生在一个极为普通的耕读家庭，

他凭借独特的天赋和时代际遇，实现了阶层突破。

之后，他的子女们，大多阶层保持得还不错。

而当今中产们的教育焦虑，不就是在于阶层保持，以及阶层突破吗。

我们寄望孩子实现阶层突破，最差，也不要差过我们。

这是一种美好而实际的愿望。

但如果自身境界达不到，那么对阶层突破的期待，就好比农民想象皇帝用金锄头干活一样，似是而非。

因此，

最好的状态是，父母自身到达过、或者能望见的，可以拿来引导子女，为他们铺路。

如若不然，还是退后观望、给孩子自由的好。

因为，大凡成材的孩子，总是在一定层面上拥有着广阔的自主权。

梁启超对子女的引导，是建立在他自身的高度之上的。

他自身学识不凡，又见多了各类革新浪潮中的青年，因此有了自己的一套教育心法。

在写给三儿子梁思忠的信中，他说：

“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，最少也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。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，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。”

我们绝大部分普通人，都很难达到梁启超的高度，但作为家长，有一点是共通的。

那就是，我们以家长的身份爱孩子，但

在成为家长之前，我们首先自己要立得住，要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。

然后，才不愧做孩子的模范。

小青不赞成将自己的人生，捆绑在孩子身上。

对一个父亲，一个男人来说，更是如此。

这个社会，给予了男人更广阔些的自由，但也带来更难以言说的压力和要求。

做男人，不能叽叽喳喳，咋咋呼呼。

做男人，也很难家长里短，婆婆妈妈。

但作为父亲，这四句话确是实用的——

你可以不关注小细节，但要把握大方向。

你可以不表态，但要用心。

你可以不陪玩，但要乐观。

你可以不有钱有势，但要安身立命。

亲爱的，我希望你成为孩子眼中的好父亲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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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小青呢，持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。

公众号：从前的人儿（ID : rener5），研究别人家的父母怎么成长、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成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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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鹄，字孟皇（也有记作孟黄，与《襄阳记 》中记载的“梁孟星”应为同一人），生卒年不详，安定乌氏（今甘肃平凉）人，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著名的书法家。少好书，受法于师宜官，以善八分书知名。初举孝廉为郎。光和元年（178），入鸿都门学，出任凉州刺史，后入朝提升为尚书。时值天下大乱，群雄割据，梁鹄奔赴荆州（今属湖北），投归刘表。建安十三年（208），荆州破，梁鹄复归曹操，被待为上宾，授以军假司马，使在秘书以勤书自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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